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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祖笙:为何总是难于责有所归?

常态的国家具有这般显著特征:不会指李推张,不会避重就轻,更不会无洞掘蟹,反向运作,责任在职能部门会有所归属;国民在立身处世上也普遍具有责无旁贷的自觉性,有强烈的公共责任感。面对种种的玉毁椟中与为政失职,我们有必要追问“负责任的大国”:为何总是难于责有所归?

早在1998年,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赤色天朝的官民比例和历朝历代相比,反差巨大,却每每人浮于事,问诸水滨,真正在管事的官员寥寥无几,大江南北遍见一地鸡毛。

与史上相比,赤色天朝的教育模式首先就存在问题。古人自幼读的是四书、五经,在耳濡目染中形成的是绝对的道德律,也基本能养成己溺己饥的情怀,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样一层浅显的道理。而应试教育更多进行的是奴化教育和功利性教育,树人的失败直接就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

《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被楚国兵马追至长江之滨,幸得渔翁所救,伍子胥要将价值千金的宝剑赠给渔翁,渔翁仰天长叹,说搭救你只因你是国家忠良,并不图报,你疑我贪利少信,我只好以此剑示高洁。说完,横剑自刎。今有“公仆”食君之禄不忠君之事,百般拆台,较之这渔翁如何?

古人哪怕杀人如武松者,在作案后也有起码的责任意识,坦荡写下“杀人者,武松也”,以示敢作敢当。今人呢?抓人的反比过去杀人的还要鬼祟。我儿廖梦君惨烈遇害后,与我夫妇俩接触的警察多穿的是便服,问其姓甚名谁不肯说,向其要名片不敢给,我夫妇俩不知办案单位是何方神圣。

与别国相比,赤色天朝在民主风潮中,迄今梗顽不化,故步自封于“四不像”的一党专政。既不用竞争上岗,也不存在着零成本的监督,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这样的党怎能不腐化堕落?又会有多少责任意识可言?正因为此,党天下确在管事的鲜有,贪官污吏一抓则是一大把。

仰观俯察,在美国、英国、法国等民主国家根本不成问题的物事,在赤色天朝往往就成了问题,而且多半是成了久拖不决的大问题。现行的专制政体在民主政体前自惭形秽,与皇权时代比比也一样是无地自容。即便在腐败的晚清,皇城内也并无冤民张袂成阴之景象,更未乌天黑地到这境地。

教育有问题,体制有问题,用人有问题……问题随之堆积如山,日久变得无从下手处理,只能在焦头烂额中按下葫芦浮起瓢,在手忙脚乱中终至掩盖问题成性。几十个百姓养个“公仆”何用?国家毕竟是个整体,尸位素餐的“公仆”无良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驱动,国家就成了锈蚀的机器。

“负责任”得就连杀人的事、抢人的事都没人管,屁民坐的是死亡动车,吃的是地沟油,吸的是雾霾,住的是活埋房……倘若责有所归,何至于此?“负责任的大国”不对本国负责,对别国负的什么鸟责?擦脂抹粉强贴某种标签是容易的,关键在标签是否被认同,能否让人确有国家认同感。

写于2015年12月26日(廖祖笙之子廖梦君在罗干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期间、刘云山担任中宣部部长期间、周济担任教育部部长期间、张德江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惨烈遇害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黄岐中学,和杀人犯同穿连裆裤的流氓集团“统一宣传口径”,指鹿为马,放任绝人之后者逍遥法外第3450天!遇害学生的尸检报告、相关照片及“破案”卷宗全是不可示人的国家机密!作家廖祖笙在国内传媒和网络的表达权被匪帮全面非法剥夺!廖祖笙夫妇的出境自由被“执法”机关非法剥夺,被反动当局连续非法断网1751天,被公然带有凌辱性质地置于监控探头之下!廖祖笙被迫颠沛流离期间,风烛残年的母亲和岳母蹊跷被摔至大腿骨折、股骨碎裂……在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中,幕后迫害的操纵者能非法控制全国的媒体和互联网,能控制公检法,能控制广东和福建,能控制电信,能控制银行,能控制学校,能不时操弄“不作恶”的谷歌,能任意操弄无脊梁的百度……为国防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并立过军功的廖祖笙,因在文字层面坚持为国家前程和百姓福祉呼号,遭到法西斯新变种疯狂迫害,呼天不应,叫地不灵,蛇鼠一窝、寡廉鲜耻的无良当局从上到下装聋作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