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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18 廖祖笙 欧木华 邬凤英:富家子弟做义工能否缓和社会矛盾

(新闻周报2005年10月25日报道)日前,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教授向民政部、团中央建议,要多组织些富家子弟到农村去、到西部地区去、到山区去做义工,参与扶贫助残活动,以缓和社会矛盾。这个建议听起来不错,挺有创见,但是不是可行呢?能不能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呢?


廖祖笙:作家

欧木华:时事评论员

邬凤英:本报记者


拿什么拯救富家子弟


记者:您怎么看陆教授的这个建议?

廖祖笙:陆教授的建议初衷良善,毋容置疑。但缓和社会矛盾的愿望能否通过这一形式实现,我持怀疑的态度。弱势群体更需要的不是活雷锋,而是体制上的关爱以及享有社会公平。与其特地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毋宁从完善相关的制度入手,尽可能地缩短群体差距,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公平,如此方可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不平衡、贫富不均的问题。

欧木华:的确,这一建议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在理论上没有多少指导意义。社会矛盾的焦点是贫富不均。贫富不均造成社会矛盾的本质并不在于财富的分配不均,而在于一些富人富得没有道理,不能让社会大众心服口服。如果所有的富人都是靠自己的劳动、靠自己的智慧、靠自己的能力致富,而所有穷人贫穷的原因都是因为能力不足,那么,社会矛盾就会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线。

记者:“富家子弟义工团”挺抢眼球的,贴上这个标签,报名的人会很多吗?

欧木华:我感觉,不会有很多人报名。真正想做义工的富家子弟不会这么张扬。作为义工,没必要分为“富家子弟”和“穷人子弟”,太过于关注义工的原身份,只会冲淡志愿者工作的奉献本质,事实上,奉献精神是不分穷人和富人的。因此,我觉得实际上没必要这样特意强调“富家子弟”。至于可能报名的人,我猜想很可能会是一些想尝尝新鲜或想哗众取宠的富家子弟,这些人一般不能理解义工的真实内涵。

记者:如果这些富家子弟不愿意去,怎么办呢?毕竟义工就是志愿者,顾名思义是要求自愿参加的。

廖祖笙:这也进一步说明了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乃一厢情愿。

欧木华:强调用组织的方式让富家子弟去参加义工原本就违背了志愿者的本意。如果富家子弟不愿意去,应该是允许的,义工是不能搞强迫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正体现了这个建议在可操作性上存在一些问题。专家在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其实是把一切理想化了,也就是所有的富家子弟都愿意参加,但事实并非如此。

记者: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过一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人在这条新闻的跟帖中提到了这件事,您怎么看呢?

廖祖笙:不是所有的历史都可重演。众多知识青年当年绞尽脑汁想回城,或是想进入高等学府深造,这已足以说明问题。青春年少之时,正是长知识的大好时期,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还是多尊重青春抉择,让孩子们多安安静静地学习吧。

欧木华:我们绝不能用“上山下乡”的方式去组织富家子弟参加义工,这是有违民主原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不乏狂热,但应该说很多知识青年都是怀着远大理想和抱负“上山下乡”的。那个时候的知识青年讲究奉献精神,但却缺乏科学性。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渴求富家子弟都成为只讲奉献精神不讲个人利益的超道德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人为本,应该尊重人的想法,我们更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搞建设,以科学的态度来解决社会矛盾。

记者:现在针对富家子弟的绑架活动十分猖獗,发案率是同类犯罪行为十分猖獗的意大利的70多倍,有学者将其概括为“经济恐怖主义”。我有个担忧,富家子弟如果如此张扬地下去做义工,如何保证他们的安全呢?

廖祖笙:是啊,总不能让他们每人带几个保镖上路,或是让警察每天如影随形地陪伴他们吧。我相信贫困地区绝大多数的男女都是纯朴、善良的,但毕竟一样米养百样人。富家子弟以如此张扬的形式去做义工,本身就易对人构成刺激,谁能保证不会因此衍生出新的治安问题呢?

偏方能否治大病


记者:有人打了个比方,说靠富家子弟做义工来缓和贫富矛盾,好比用按摩治骨折,根本没啥用。您说呢?

廖祖笙:的确,只要种种制度性的不公平依然存在,城乡不平衡、贫富不均的问题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8月15日《工人日报》报道说,目前国企经营者的年薪是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更有甚者,老总年收入45万元,职工只有1.1万元;再比如顺序整个儿颠倒的医保改革方式……这些都是无助于促进社会公平、人为制造贫富悬殊和扩大城乡不平衡的鲜明例证。相关制度如果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又于事何补?怎么可能缓和贫富矛盾?

记者:显然,陆教授的初衷是想让强势阶层采取主动行动来缓和社会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认为除了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强势阶层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廖祖笙:无人阻止行善。强势阶层要主动缓和社会矛盾,路就在脚下。比如可以捐助弱势人群;比如可以常怀感恩之心,在日常生活中友善待人……不要孤立地看待个人的成功,能跻身强势阶层,这除了要感谢党和政府、感谢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外,还要感谢千千万万在背后为之捧场的人民。要常怀悲悯情怀,牢记“一个人好不是真的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帮贫助困绝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任何人只要能力允许,都应该自觉关爱众生。冷血和麻木,不该成为任何阶层的代名词!

欧木华:首先,应减少那些炫耀财富的行为。其次,应该经常性地做些回报社会的善事,应热衷于慈善事业。要知道,你的财富是社会所赋予你的,因此要对社会有感恩的心态。第三,应该主动通过各种学习、培训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各种素质,不歧视任何人,不做违法的事,尊重礼仪尊重民俗,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富人。

记者: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是一个客观现实,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总归是要采取一些措施加以缓解,您认为用什么样的办法比较合适呢?

廖祖笙:我认为宜纲举目张,对可能人为扩大城乡不平衡以及制造贫富悬殊的相关制度,尤其要当机立断予以调整。在这同时,还可以做一些实现社会公平方面的追溯性调整,比如暂时加大个人所得税的杠杆力度,让高收入群体拥有更多回馈社会的渠道,不至于撇开贫困群体独自绝尘远去;比如可以对贫困人群直接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贫富矛盾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总的差距不宜拉得太大。记得福州爆炸案发生后,有篇评论对社会排斥这一现象进行剖析:“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州那辆被炸毁的公交车,很像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大家都在同一辆车里,如果一个人绝望,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安全。因此,帮助弱势群体就是帮助强势群体,就是帮助整个社会。”说得多么形象而又深刻!这番话,当如洪钟,值得强势群体自警。

欧木华:首先应从指导思想上做一番调整。改革之初,我们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这在当时对打破大锅饭是有积极意义的。而现在,如果还只是“兼顾公平”,就有点不合理了。应该提倡效率和公平并重的指导思想,这其实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相适应的。

记者:陆学艺教授的建议中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让富家子弟得到一些锻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您认为他的建议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吗?

廖祖笙:这一目的或可达到,但它与从根本上缓和社会矛盾关系已不大。要达到这一目的,形式也可以多样化,未必就要如此张扬地组织富家子弟做义工。

欧木华:我认为很难达到。富家子弟的价值观的培养是从小就应该养成的,这种养成过程中,对他们价值观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父母的言传身教,其次是学校教育的影响。仅凭做几次义工,就想颠覆这些富家子弟从小就养成的价值观,实在是想得有些简单了。这种不正确的价值观一旦养成,是很难改变的。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富家子弟的价值观,只有抓好两点,一是父母的价值观是否正确,一是学校能否传授正确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