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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24 廖祖笙:怎样才能真正解救现代“包身工”?

干慢了,肯定会挨打——煽耳光、用脚踹、镐把打屁股,这是惯用的办法。更严重的,三九天里,在户外,包工头扒光工人的衣服,往身上浇凉水。更令人发指的是,抓来虱子,放到工人的生殖器里,或者逼其吃掉……30余名农民工从黑龙江被运到盘锦打工,其间遭遇非人待遇。(据3月16日《华商晨报》)

类似的消息给人以震撼、愤怒和深思。其实,这篇报道只是现代“包身工”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无良雇主非法虐待农民工的事件屡有发生:26名外地农民工在涡阳县耿黄乡王楼窑厂被非法囚禁,并被强迫劳动;荥阳市包工头胡先珍骗来同乡当牛做马,4名农民工被其剁指烙脸;恩施3民工遇难,遇难者家属前往重庆小煤矿索赔,竟遭非人虐待……同类事件数不胜数。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部分素质低下、利欲熏心的雇主已经没有把被雇佣者当作同类来看待,而是纯粹当成替其生财的工具来对待,一些令人发指的“虐工集中营”也由此悄然滋生。要打掉这类“集中营”,彻底解救“包身工”,就得抛弃诉讼高收费的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被雇佣者相对于雇主,是彻头彻尾的弱者。雇主之所以敢如此猖獗地虐待农民工,源于农民工经济窘迫、社会地位低下,整体缺乏捍卫自我、与之博弈的能力。打工的过程中遭到包工头如此虐待,这连小学生都懂得无良雇主的行为违法,但农民工可以从容地拿起法律的武器,让施虐者受到相应的惩处吗?打官司要花钱,而且要花大钱,谁都知道这样一种规则,此类游戏不是囊中羞涩的农民工所能玩得起。从嘉峪关市来津的农民工常卫仓,为了打官司替自己讨回公道,不得不在胸前挂了块“我卖我”的牌子,在天津当街卖起了自己。更多的农民工在遭到虐待、不公对待时,虑及诉讼所需的费用,唯有打断了牙齿和血吞。

当高昂的诉讼收费成了弱势公民运用法律的一大障碍时,使用法律就会变成一部分人的专利,邪恶就会因此而蔓延。施虐的包工头在自我营造的“集中营”里敢为所欲为,正是拿捏住了农民工打不起官司这一“七寸”。有人一说到农民工没钱打官司,就总喜欢搬出司法援助来说事,但事实上司法援助真正可以救农民工于水火吗?事实胜于雄辩。援助说白了就是一种施舍,既然是施舍,施舍者就可能全凭自己的高兴,可以施舍,也可以不施舍。如果人人都可以得到司法援助的施舍,也就不会一再有农民工被虐待、被欠薪,常卫仓也就不用当街胸前挂牌,表示:“谁给我钱打官司,我就卖给谁。”

法制进程“进步”到了有大批的人群不能从容地运用法律来捍卫自己最基本的权利,就不是真正的进步,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倒退。上访的人群年年有增无减,也正是诉讼高收费造的孽。如果受了冤屈的人可以一如古人,哪怕袋中没有一个铜板,也可以到衙门前去击鼓鸣冤,还有多少人会对法院视若无睹,一再上访,或是强忍冤屈?我始终闹不明白,法院是一个主持社会公义的部门,而非以赢利为宗旨的机构或企业,怎么一有人上门来喊冤,就得先谈一个“钱”字呢?“衙门口,向南开,有理无理拿钱来,没钱有理莫进来”,这曾是古代腐败衙门的一种写照,时代的车轮已经滚滚向前到了今天,想到法院的诉讼收费,又给人以怎样的感慨?

只有法院的大门有理没钱也能进来,并保持了司法的公正,邪恶才会有所收敛,受到虐待的农民工才可能及时得到解救。盘锦警方接到报案后,30多名警察持枪去“虐工集中营”抓人,但那儿早已人去楼空。就算逮了个正着吧,只要目前诉讼收费的制度还在继续,类似的事件就还会不断地发生,警方东奔西突,抓到哪年哪月是个完?当某些制度的设计不符合现有的国情时,警察队伍中就是不断有人累得吐血,也毫不奇怪。在这一事件中,农民工王明国在遭受包工头的百般虐待时没有去打官司索赔,等到和亲人团聚了,才有了打官司的念头。为什么会这样?是54岁的王明国受难时“法制观念淡薄”吗?

让司法步入公平、公正的轨道,诉讼不再以高收费为门槛,不但可以解救被虐待的农民工,还可以纲举目张地解决现有农民工的许多问题。不断有农民工向温总理求助,温总理也不断为农民工的问题而操心,这样的状况不能无止境地继续下去了。替总理想想,也替那些身陷在各种沼泽地里的农民工们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