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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10 廖祖笙:犀利有理

注:本文草就于1996年,原标题为《给生活开药方》,收录于《笑谈红尘》(廖祖笙著,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套四册)之分册《静泊为湖》。这次翻出聊博一哂,顺便也对其做了一些文字上的订正。重读10年前的嘲风咏月,再看看今日窗外的云卷云舒,我的心里有诸多感慨,在此按下不表。


××挚友,大札收悉。非常感谢您的关爱和忠告!

您的担心并非多余。有道是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甜柔的话可以催开心花朵朵,逆耳之言却未必是人人都要听的。犀利的文章写得多了,对作者来说益处无多,这一利害关系我也了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我知您要说我固执了。

我也很想如尊函所说,让笔端的文字清一色流淌成欢快、亲切和柔美(谢谢您喜欢我这一类的文字),隐恶扬善,作地道的歌手,但事实我不能够。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曾以玩文学的态度来对待写作,可伏案的时间长了,责任感、使命感便不时会涌现在心头。本不愿往文人堆里钻的,文人气却是一天比一天重了,自己想想也觉惊诧。或为年轻之故吧,老了,血气估摸着也就“刚”不起来。

这样也好,会让我的心里更多的时候装有读者。尽管文学在漫不经心的读友面前已日显无能,但若能警愦觉聋,总比自己“写着玩玩”要好。文人的传统地位和价值在今天已是失落得可怜,若再远离了生活,更要让读者觉得“酸”了。在麻木跟前,文人该给自己以自信,给别人以激励,以警醒,哪怕是挠痒痒也好!

今之乾坤朗朗,百业俱兴,自是无需我辈危言论世,“唤醒”世人。然人心、人情的冷漠,以及在物欲温床中凸显的人性痼疾和时弊种种,却是举目可触的。一个为文之人若真想让笔下的文字有益于社会,我想不该置这些于不顾,淡然说“关我屁事”吧?

讲到这,掉头看“写着玩玩”,倒像是别样的手淫。作家在生活面前,不能成其为抱着双臂的看客,而该如施群先生在《落叶的春天》一书中所说,“是星星,发星光;是太阳,放阳光”,您说呢?

文学要切入生活,固然有多种的样式,但那样式中似乎不能少了批评。乖孩子偶尔淘气,甜柔地诱他说:小乖乖别闹了,待会儿给你买糖吃。便也足矣。对顽皮惯了的孩子“好说”却未必管用,非得唬他几声,才能让他静得下来。对于重病号,当然还得在他的臀部做必要的注射,这样踢被子、患感冒的人就会越发地少了。由是犀利,犀利有理!

自问我为文之犀利,并不含有泄私愤的成分。生活已赐给我太多的恩惠,这些年我已经很感觉满足,所以我的写作,是怀着一种祈求人世更加美好的心情来进行的。我犀利的文字和我那些“亲切、欢快、柔美”的玩意异曲同工,同样是尝试着给生活和生活中人开出的药方,只是辛辣味更重罢了。倘有病人(姑且在我看来是这样)不解医生的好意,对医生作咆哮状,是病人的悲哀,而非医生的悲哀。相信时间是消除误解的良药,纵是暗恨、不理解、不高兴,也不会长久,会有握手言欢的日子。

开药方的比喻也未必就贴切严密,因为完全可能有人问:倘是庸医开出的药方,岂不误人子弟?相信读者有鉴别的能力。有的病人其实早已知晓他的患处,犀利的文章也并不能促其立马就医,顶多是刺了他一下,让他病得不那么心安理得,发病周期变得长一些罢了。罢了就罢了,伺弄文字原本敲的就是边鼓,最怕的是连边鼓也不是。

开药方的口气也好像大了点。或有人在身后问:你是什么东西,配给人家开药方吗?写批评文章的作者大可不必因了这诘问,就把脸羞得像是鸡屁股。真正的医生也并不是什么东西,也有欠安的日子,却一直在给病人开着药方,而且还在开下去。若以完人的标准来发放行医执照,试问又有谁人配穿白大褂、坐堂问诊?

我在尖刻地议论着别人,别人也在尖刻地议论着我。我有不照别人的药方抓药的自由,别人也有拿了我的药方去揩屁股的权利。况且写犀利的文章,并没有成为我写作生活的全部,在我新近写的这些文字中,含有辣味的只占了四分之一,此外都是欢快和温柔。这般搭配,或不显得过分。

以上所述,我知道有违您的好意,可作为写作中人,要真实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观感,光用甜柔的文字的确是无法做到的。虽然我暂且固执己见,却要万分感激您的关爱,有您这样设身处地为我想着的朋友,是我今生的福份!体谅我的固执吧,老友,我不过想趁着年轻,趁着岁月还不曾把我尚存的一丝血气湮没,尽我所能为这社会做点什么,让自己活得更有价值些,仅此而已。倘使廖祖笙是一个听了什么都点头的人,或也就不配作您的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