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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08 新京报:人权白皮书起草者:地方确实有申冤无门

2006-12-05 08:35:39 来源: 新京报(北京)


核心提示: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曾起草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表示完善监督可减少侵权事件。他说,官员培训学习时认为人权问题敏感;地方确实存在申冤无门情况

对话动机

今年是我国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15周年,也是联合国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40周年。11月17日至26日,首届中国人权展在北京举行。11月22日至24日,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尊重和促进人权与建设和谐世界”国际人权研讨会。作为第一个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的起草者和上述两个活动的组织者,近日,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接受本报记者专访,谈论第一本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出台前后以及中国人权发展进程。

对话人物董云虎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南开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到中央党校担任讲师。1991年,他被调到国新办负责起草第一个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随后他还以“任言实”的笔名批驳美国的人权状况,后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美国人权记录》,他也是主要参与者,受到了国际上的关注。

《新京报》记者郭少峰 赖颢宁摄影记者 浦峰

近日,在首届中国人权展期间,董云虎作为活动组织者之一,还要忙着张罗一个关于人权的国际研讨会。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他还被一个外事活动打断。人权,成为他这段时间工作和生活的主题。

新京报:近期举行了首届“中国人权展”和“尊重和促进人权与构建和谐世界”的国际研讨会,为什么今年连续开展这样的活动?

董云虎(以下简称“董”):今年是我国政府发表第一个人权白皮书《中国的人权状况》15周年。第一个白皮书的最大功劳就是,第一次在中国把社会主义和人权挂起钩来,这就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

因为过去没有讲人权的概念,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人权。所以我们搞一个展览,用具体的东西告诉他们人权这个抽象的概念,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有这么多权利,如果受到侵犯,要敢于利用法律等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新京报:中国人权白皮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权走过一段弯路,但在这次中国人权展的图片里,好像没有展示出这段弯路来?

董:我们举办展览主要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考虑,展览以当代为主题,同时希望往前看,希望推动人权进一步发展。

起草白皮书时字斟句酌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中国第一个人权白皮书是一个很重大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董:这个白皮书第一次在政治上使用人权概念,也是第一次从人权的角度来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建设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并结合中国的国情,第一次阐明了中国的人权状况,阐明了中国人权的基本观点。

原来人们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不讲人权概念。但白皮书上来第一段就是,“享有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崇高理想”,把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认为人权是“社会主义所要追求的崇高目标”。

新京报:看来起草时的用词都是字斟句酌吧?

董:很用心地斟酌过。这是文化部原部长朱穆之主持的,这个序言只有他敢写,把人权称为“伟大的名词”。这是非常重大的突破,当时人权问题很敏感。

新京报:为什么选在1991年发表这个人权白皮书?是必然还是偶然呢?

董:我觉得是必然,在中国举人权的旗帜是必然的。

有两个原因。国际压力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国际舆论中说我们侵犯人权的非常多,使得中国有必要向全世界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另外,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到1991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决定的。马克思曾说过,共产主义反对讲人权和私有权利概念,因为共产主义是产品无限丰富,按需分配了。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达不到按需分配的程度,人与人之间还存在利益差别,这就要用法律来规范,一种是特权,一种是人权。所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讲人权是必然的。

最初并未要求搞成白皮书

新京报:普及人权观念需要一个过程,中国的高层是怎么来接受人权概念的?

董:我当时写了一本书,1990年10月出版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有20多万字专门讲述人权跟社会主义是一致的,中国必须讲人权,还包括如何讲人权。

当时中央领导是很肯定的,专门给中央党校打电话,要了好多本书去。外交部也一下子买了300本。

1991年中央就把我抽调到国新办做人权白皮书了。

当时中央也没有要求说非要搞成一个白皮书,只是一个设想。因为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就确定一个原则是“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主要讲中国的历史变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来讲中国的人权状况。最后搞出来了,报到中央,觉得可以,立得住,也符合我们的大政方针,也跟国际上的人权概念相衔接。

从那以后,每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在对外政策里讲一段,表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主张对话,反对对抗。

新京报:在白皮书之前,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涉及人权吗?

董:以前没有这段,以后每年都有。然后是党的十五大,在党的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里写了人权概念,这是第一次把共产党执政与人权概念联系起来。十六大重申了这段话。

新京报:接着一个重大突破就是人权写入宪法?

董:中国2004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法律上使用了这个概念,这是人权发展的重大里程碑,使得人权从一个政治概念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这表明了一个国家的态度,国家是有义务尊重和保障人权的。

同时人权还第一次写入了“十一五”规划纲要,也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这在历史上是没有的。

新京报:你是怎么来理解人权的?

董: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水果是什么样子?谁给我拿出来看看?拿不出来的,存在的就是苹果、梨、香蕉。

人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就像水果。人权是什么样子?你给我拿出来看看?

存在的就是美国的人权,中国的人权,法国的人权,英国的人权。

比如美国就说,“我就是水果,跟我不一样的就不是水果。你中国跟我不一样,所以你就不是水果。”其实水果体现在香蕉里面,也体现在苹果里面。人权也是这样,体现在美国,也体现在中国。

人权的基本价值、基本理念、基本目标甚至主要内容都是一致的。但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国家关注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实现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也很强调人权的普遍性。

所以中国的人权观不需要其他国家接受我们的观点,只要中国的人权发展符合中国的实际,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说明这条道路是有效的。

世界上理解的人越多越好,但我们不一定要别人接受它,理解就行。

官员培训学习时认为人权问题敏感

新京报:你说一直是在突破,但老百姓有时候还是感觉人权离他们很远,怎样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人权的存在?

董:你这一点很对,促进和保障人权不能只停留在理念上。

这15年是人权概念主流化的过程,从不讲到讲,从政治概念到法律概念,现在已初步形成了一套保障人权的制度。

新京报:你们是不是也到各地普及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董:面向官员的,我们编写了一本教材《人权知识干部读本》,这已列入中组部的干部系列教材。

国务院新闻办还在全国范围内办班进行人权知识普及教育,先在宣传干部里教育,已办了三四期了。我们还初步设想跟公安司法机关合作,对他们进行一些人权知识教育。

新京报:在办班或学习的过程中,官员是一下子就能接受还是也有一个过程?

董:当然有个渐进的过程。官员最主要的反应是这个话题太敏感,觉得政治性太强,不要说一般的官员,更高的官员也是如此。

这有内外的原因。一个是我们自身内部多少年不讲,冷不丁讲了,有一个思想障碍的问题。同时,国际上有些敌对势力还在施压。

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因为敏感而使人权不前进。

不过,这几年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比如监狱里面,要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很多人性化的东西都进去了,这是执政理念的变化。还有,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都采取措施查超期羁押,检查自身在工作当中有没有侵犯人权的行为。

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人权状况也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

新京报:主要是哪些呢?

董:根本上讲还是一个发展不足的问题,还是太贫穷。由于发展不足,你蛋糕就小,蛋糕小,权利就小。

然后是不均衡的问题,东部与西部的、城市与农村的、富人与穷人的。

另外,法律只能说是基本健全,执法、司法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包括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司法机关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但关键是,中央对这些问题是正视的而不是回避的。中央是看到这个问题了,才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把这些矛盾、不公正的问题解决掉。

地方确实存在申冤无门情况

新京报:怎么来改善与人权有关的一些问题呢?

董:从中国整个来讲,人权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要强调制度建设。

然后,就是要普及人权教育,深入到领导干部的脑子里去,让领导干部在行使权力的时候,时时要记住,权力是要用于促进人权,而不是侵犯人权。

现在有很多人,人权受到侵犯了,他还意识不到,也不敢维护,尤其是遇到公共机关侵权的时候。

新京报:会不会也存在他们很无奈,维护无门的状况呢?

董:很无奈,就需要制度来解决,还有好的东西没有落实下去。

监督如果比较完善的话,侵犯人权的事情就会减少。

新京报:在监督不力、制度上又有缺陷的情况下,老百姓维护自己的人权是不是要花很大的成本?

董:是要花很大的成本和代价。现在地方上确实存在一些申冤无门的情况,到哪儿都不行,一级一级政府踢皮球。即使上面的领导批示了,但底下有一万个理由来应付,层层写报告,找各种理由敷衍过去。

新京报:那这样讲人权会不会陷于空谈?

董:要真正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目标,就是要形成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文化。

要让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一部分,成为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

但这些东西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不能说现在不行就不做。好东西你总是要慢慢去做呀。

新京报:那你是不是从家里就开始做起,你的孩子会不会也跟你讲人权?

董:我研究人权好多年了,儿子三四岁的时候,我有一次教训他,他来了一句,“你还讲人权呢?你不让我说话。”(笑)新京报:那你后悔给他进行人权教育了吗?

董:没有。因为他现在很活泼,活泼才可能有发展。 img CLASS="icon" HEIGHT="11" ALT="vingie" SRC="29284.gif" WIDTH="12" BORDER="0">

新闻来源:http://news.163.com/06/1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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