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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09 激情老道:徐建新有点“过”了

廖案已经在这里“讨论”了几个月,原本“可能”很简单的一件事变得复杂起来。几个月来,本人对跟廖案有关的文章,断断续续看过一些,但对此事几乎未发一言(有没有跟过一、两个无关紧要的贴,记不清楚),原因自然是因为涉及“刑事”嫌案,又是死者的父亲在这里呼吁,任何出言者均应该慎之又慎,如果没有对事件的基本把握,随意出言,不仅与事无补,更可能的情况是,无意中可能会对案件的当事人(廖家、学校、警方等)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甚至伤害。而要做到对事件有基本把握,仅仅通过网络,显然是不够的。比如说,在网络上“正式”出现的,显然只有廖父一方。

这几天风云突变,江西德兴的徐建新发表了两篇文章,说明了自己对该事件的看法。一篇名为《我看“廖梦君死亡案”,廖祖笙在说谎!》,另一篇以波涛浩淼网名发表,题为《廖祖笙说谎陈启棠破口大骂加大骗捐款嫌疑》(“波涛浩淼”为徐的网名),认真阅读了两篇文章的内容之后,我觉得,徐先生作为“著名”维权人士,对廖案的判断和说词,“过”了一些。

徐先生之“著名”,我也是今晚才知道的,这绝对是实话,没有讽刺意味。通过他的文章,我用百度搜索了“徐建新”,在搜索结果的下方,有“江西徐建新”,再点进去,才知道徐先生在黄静案中,确实发起过呼吁重新鉴定的签名,而且看起来效果不错。与此同时,也有过为黄妈妈募捐的事迹。不管徐先生自己如何评价这些事件,也不论其他人有何等看法,这些看来基本是事实,无可置疑。在维权艰难的当下中国,徐先生能做到这些,已属难能可贵。

正因为如此,看到徐先生对廖案的判断(或者说表明的态度),我才觉得有点“过”。为什么这么讲?

所谓维权,在中国大概可以概括为,因公权损害私权,为维护合法的私权,受害方通过自己和他人力量产生的合法的抗争行为。我们有民间维权的说法,也就是民间人士为维护私权,而联合起来对抗加害的公权力一方。对于廖案,如果我们能抛弃“阴谋论”,最低限度,我们是不是能够确认:廖先生确实是怀疑自己的权利受到非法侵害,而欲以民间维权之力来求得真相(或公正)。

一个基本的事实摆在面前:廖子确实在学校死亡。在这个事实面前,廖父就有绝对的权利,要求办案的警方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同时也有权利,对警方已经给出的答案“表示质疑”。当这个问题摆在徐先生面前时,徐先生可以因为对“案件”的不清晰,对案件的“不感兴趣”,对案件的“复杂”、对廖父事后的做法不满意等原因,不参与进来,不发表意见,这既表现了作为一位著名维权人士的慎重,也不影响自己的声誉和大众观感。毕竟,中国需要维权的地方太多,再著名的维权人士,大众也没有要求人家事事参与的权利。

然而事情却不是这样。徐先生在没有接触当事人、没有到过案发地、对案件的了解程度可能与我本人相当的情况下,仅通过网络中或私人短信中的少量信息,就得出廖父说谎、骗捐的结论。请大家注意,徐先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以廖祖笙在说谎做题目的,也就是说他基本认定廖是说谎的,至于骗捐,只是说有嫌疑,没有最终认定。

我不著名,更没有参与过维权,但我至少知道,在诸如此类事件上,出言必须谨慎。我同时知道,一个人突然丧失了自己独生子,情急之下,有可能暂时性丧失部分理性,说一些过头(甚至反动)的话,做一些过头的事。如果他这时候的言辞、行为对其他权利人产生了实质损害,不肯原谅他的其他权利人可以对其提起诉讼。然而不管言辞、行为如何不当,并不妨碍他维护自己权利的正当性。

对一个著名的维权人士来说,这时候怎么做才是合适的呢?我说,维权维权,就是维护受到公权力侵害的私权利(公权用不着民间人士维护)。你是因维权而著名,如果人家请你来(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你该做的,就是维权。当然维权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偏帮,你可以选择:

1、 如果确实有权可维,你可以选择:

A、 只了解,不参加;

B、 参与其中;

C、 不了解也不参加,

D、 参加有退出。

2、 如果发现无权可维,那当然不用参与。

作为著名维权人士,当你动用自己的身份资源时(过去积累的声誉),你能做的,就是维权,在此之外,就不应该动用维权人士的名头,最好是当普通人发表意见,就象我现在说的一样。比如如果你认为对方确实属于无理取闹,其中无权可维,那么对“无理取闹”定性已经超出“维权”的作业范围,对方是否说谎、是否骗捐等,不是你戴着维权人士的帽子时,应该随便说出口的。而现在廖父的一些在你看来可能不合情理的做法,更不应该在戴着帽子时公开指责。

那该怎办?你也许会问。我就不能发表意见了吗?本人的意见是,可以,但你必须先摘下“维权人士”的帽子,以普通人身份发言。你现在没摘帽子却大声地说,廖在说谎,廖有骗捐嫌疑,我就可以说,这,完全不符合维权人士的身份,或者说,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维权人士,尽管你“著名”。

为什么?即使最后廖案如你所言,廖确实说了谎,廖也确实骗了捐款,问题是:现在没能证实,只是你本人的猜测。在所有的一切没能证实之前,作为维权人士,特别是“著名”的维权人士,如果要介入,应该做的只能是,竭尽一切可能,寻找其中可能有的合理部分,如果做不到,那就放弃“维权”,不介入或中途退出,而不是为现在的状况定性。维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律师为当事人打官司,其目的在于寻找任何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以减轻对当事人不利的后果,而不是相反,否则就不叫律师。维权也一样,你的介入,是维护受害人的,当你发现受害者人其实并没受害,你可以退出。当情况并没有完全明了时,你也可以退出,但绝不应该以“维权”人士的身份,说出严重不利于当事人维权的话,否则你就不能称为维权人士,你就是在试图做判官。

再说,万一廖案中,确实存在那怕一点点合理的成分呢?你这维权者,不是起了反作用吗?

结论:

1、真正的维权者,当他动用维权人士的身份时,他能做的,只能是维权;

2、真正的维权者,只能就“准受害者”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寻找线索和提供帮助,而不是相反;

3、真正的维权者,不需要任何理由,随时可以选择介入或退出,但不管是介入或退出,均不应该发表不利“正在进行”中的维权行动的言论。

4、如果要发表对“正在进行”中的维权行动的不利言论,应该以普通人身份。

5、对于维权当事人言辞或行为的不妥当处,维权人士可以私下提醒,但决不能公开指责,自己凭自己的判断定性。

6、如果维权者自己确认当事人有欺诈等行为,且损害其他公民或组织的利益,必须予以制止时,可以以普通公民身份向权力机关举报。

而徐先生在介入廖案后,以上几点都没能做到,于维权人士的作为严重不符,出言不慎,发表意见与身份不符,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所发表言论不仅无利于廖父维权,反有阻碍作用。所以说,徐建新先生,过了,过了。

来源:凯迪